主人听罢诗句，亦击节赞赏，当即令人取酒，两人重又对酌，直至兴尽而罢。次日，又遍请吴中善诗者来欣赏佳句，一连数日摆酒戏乐，成为一时盛事。在文人饮酒过程中，连酒具也成为玩情调的一种方式。
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载，魏正始年间，每遇三伏之际，郑懿常带着宾客、幕僚在历城(今山东济南)使君林避暑。他们连茎摘取大莲叶，以簪刺叶，令与茎柄相通。在莲叶上盛酒三升，“屈茎上轮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筩杯”。据称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水。
东晋穆帝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王羲之与谢安、孙统等四十一人，在山阴兰亭(今浙江绍兴县西南兰渚山上)，按民俗，修祓禊之礼。他们宴集于环曲的水渠旁，置酒杯于流水之上，酒杯停留在某人面前，当即取饮，名为“流觞曲水”。席间每人赋诗一首，合为一集，请王羲之为诗集作序。序中王羲之写道：“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流觞曲水，一觞一咏，难道不是在玩情调吗?
3.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
元代贡奎《云林遗事》载，元代杨维祯善诗文，工书法，因文风格奇诡，被讥为“文妖”。晚年居松江，耽好声色，纵恣诗酒。一天，与倪瓒会饮于友人家，杨维祯竟把陪侍妓女的鞋脱下来，置酒杯于鞋中，让座上客人传饮，名曰“鞋杯”。画家倪瓒素有洁癖，一见“鞋杯”，不觉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
文人饮酒玩情调，一味追求新奇，有的干脆自酿自饮。比如，宋代黄庭坚、陆游先后赋诗称赞自酿的“醇碧酒”。尤其是苏东坡，在北宋绍圣元年(1094)被贬惠州时，其《桂酒颂》诗的叙曰：“有隐居者，以桂酒方教吾，酿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世间物也。”另一首诗《新酿桂酒》中，描述自酿的诗句：“捣香筛辣入瓶盆，盎盎春溪带雨浑。收拾小山藏社瓮，招呼明月到芳樽”。喝上自酿的桂酒，悠然自得的情调跃然纸上。
宋代张舜民《画墁录》载有五种饮酒方式：“苏舜钦、石延年辈有名曰：鬼饮、了饮、囚饮、鳖饮、鹤饮。”宋代苏舜钦、石延年均好酒能诗，有狂名。所谓鬼饮者，不燃烛火，摸黑而饮;了饮者，每饮一次必挽歌哭泣;囚饮者，围坐一处，仅露头而饮;鳖饮者，以毛席自裹其身，露出头来，饮完又缩回去;鹤饮者，饮一杯后上树，再下树而饮。
北宋沈括《梦溪笔谈》亦录有“五饮”，略有不同。石延年“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他不仅露发光脚，还要自戴器械，谓之囚饮。坐在树梢饮酒，谓之巢饮。用干草束裹其身，露出头来饮酒，谓之鳖饮。其余依前无异。
据明代曹臣《舌华录》载，东汉皇甫嵩，少好《诗》、《书》。其认为“凡醉各有所宜”。“醉花”适宜白天，薰染其明艳;“醉雪”适宜黑夜，明晰其思绪;“醉得意”适宜歌唱，显示其应和;“醉将离”适宜击钵，以壮其行色;“醉文人”适宜谨慎礼节，害怕其轻侮;“醉俊人”即才智特出的人醉酒，适宜增加杯盆等盛具，添加旗帜，以助其威势;“醉楼”适宜暑天，凭依其清凉;“醉水”适宜秋天，浮现其爽朗。“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之人矣”。上述八醉八宜，几近醉酒玩情调的“大全”。
此外，南朝宋的刘义庆《世说新语》录有王恭的一句大实话：“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也算是一种情调。当然，到了烂醉如泥，呕吐满地的时候，也就无个性可言，亦玩不出情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