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的人生观其实很简单，非常现实的世俗生活。认为人生的真谛在于享受淳朴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的欢乐和社会诸关系的和睦即可。信奉“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但现实生活中往往事出有因，使人眉头紧锁，忧心忡忡，岁月充满了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忧患意识。“人生不满百，常怀干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浩浩阴阳移，生命如朝露”、“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老?”“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这样的诗句积案盈尺，俯拾皆是。正因为不相信来世，所以热爱今生;正因为不相信生命转轮，所以担忧肉体生命的短促。失去了长寿的希冀，所以对每时每刻的生命就觉得热恋和宝贵。无法乞求生命的长度，便力求增加生命的密度，于是尽量把握住这现存的一刻，尽量享受的人生态度。正是汉末以来名人们喜欢饮酒的理论的说明。《世说任诞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成名上。痛饮酒足增加享受的，读离骚是羡慕游仙的，这是当时名士们一般的心境：而其背景正是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的感觉的反映。”王瑶先生所论虽仅限于魏晋名士，实际上适于大多数国人，只不过在一般人那里没有在魏晋名士那里表现得突出和强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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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以忧生叹命为基础的忧患意识，在不同的人身上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忧患反响：一部分人会因为感到人生短促而及时行乐，如魏晋名士那样：一部分为因时光有限而“恐怕名之不立”，像屈原、曹操那样。而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张翰语)的实用主义精神使得前种形态更为普遍。就连蔑视“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不愿随波逐流、具有独立人格的杜甫也难免苟同。这种心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潜在地影响着、制约着许多诗人的人生价值取向，以至于崇尚“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也难免其俗：
劝君一盏君莫辞，劝君两盏君莫疑，劝君三盏君始知。
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时胜醒时。
迢遥自长久，白兔赤乌相趁走。
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尊酒。
君不见春明门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
驻马出不得，白舆素车争路行。
归去来，头已白，典钱将用买酒吃.
这位具有强烈忧国忧民意识的现实主义诗人，即便在孤独的环境中也能保持强大的人格，但一旦从形面上的角度思考人生产问题，便与其他诗人一样，不约而同地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观情绪和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尽管他们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这样做。
因人生短暂而“恐修名之不立”的作品虽不及上类作品数量为多，但其质量的精美弥补了数量的不足，因其为数不多更显得弥足珍贵。在享乐观点流行一时的汉代末叶，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于一身的曹操的那首《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孤立地看开篇四句.很容易被认为作者是在倡导及时行乐，如唐人吴兢就说它是“言当及时行乐”。其实，联系全诗不难看出，作者虽是感于人生短暂如朝露的无情现实才号召“对酒当歌”，但此歌并非“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废之歌，而乃时不我待、积极进取的激昂慷慨之歌。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陈沉说：“此诗即汉高祖《大风歌》思猛士之旨也”，可谓善解诗者。
将忧生叹命之作分为两个方面是为了论述的方便，事实上这两种人生态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常混融于同一个诗人的同一首作品中，很难作硬性的划分。如李白那首深为读者所喜爱的《将进酒》：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此诗流露着人生有限、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这种情绪又有着十分复杂的内容。壮志难酬的悲愤，怀才不遇的感伤，对现实的不满，对统治者的失望等等尽数包含在那需酒来浇的“万古愁”中。同时，诗人的感伤又是巨人式的感伤，悲中见壮，哀中见豪，这不仅表现在开头对阔大的黄河之景的描绘上，而且表现在那“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极度自信的自我宣言中。没有对人生、自我的热爱和肯定，没有蔑视困难的气概豪情，焉能写出这等气吞斗牛，让凡夫俗子咋舌的壮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