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八项规定、反四风等措施有效改善了党风民风。但在一些地方，借孩子满月、升学、搬迁等理由大摆“无事酒”的风气依旧浓厚。“无事酒”,顾名思义,就是除了婚丧嫁娶之外,没事找事摆场子办酒席,趁机收取“份子钱”。
记者发现，在偏远地区，办“无事酒”已成为一些干部敛财工具。一位村民给记者算了笔账:自己种四亩田,一年收入5000元。而村干部办一次酒席,按一般情况下大约40桌,每桌8人,每人就算送礼金200元,收入也达六七万元。除去办酒席的费用,办一次酒席净收入五六万元,约合当地农民10年的收入。眼下，“无事酒”出现隐秘化、分散化、跨区域等特点。
(3月21日新华社)
堵住“小微权力”寻租空间
说白了，“无事酒”就是基层干部仗着手中有权力，借机“敲竹杠”，群众得罪不起，只好“破财免灾”，这是典型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
办一次酒收礼顶农民10年收入，让农民情何以堪?近年来，惩治力度越来越大，曝光人数越来越多，但一些地方“无事酒”之风依旧浓厚，还变得越来越隐蔽，原因何在?
除了腐败的顽固性和反复性，最根本的还是“小微权力”缺乏监督，寻租空间依旧很大。农民的“小命”被基层干部攥在手里，所以别小看了芝麻大的权力。在“天高皇帝远”的乡村，不管多小的权力，一旦监督缺位，做起恶来会肆无忌惮，苍蝇能长出老虎胃口。如此，谁敢不喝“无事酒”?
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做过一个比喻：如果省委书记的权力是100，那么一个乡村干部的权力可能只有1;对省委书记的监督如果是100，而对乡村干部的监督是0，那么1比100更具贪腐的可能性。而现实中，一方面是“管得着的看不见”，县一级纪委无暇顾及;另一方面是“看得见的管不着”，乡镇纪委一年都办不了几个案子。
遏制“无事酒”腐败，不仅要加大惩处力度，更要把“小微权力”晒在阳光下，堵死寻租空间。在“互联网+”时代，不妨把基层干部的权力关进“数据铁笼”里，让国家的每一项惠农政策、每一分惠农资金都清晰可查，让权力无租可寻。权力没有寻租的空间，也就丧失了“敲竹杠”的资本，“无事酒”自然偃旗息鼓。 陈广江
“无事酒”浊化社会风气
操办婚丧嫁娶等生命中的大事，属于文化与习俗中的常态行为。但是大办“无事酒”，趁机收取“份子钱”，并且把其当成了一种生财之道，打着感情牌，并无合理性。
应该说，这种现象在各地基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许多人感叹于每年都要支出大量“份子钱”，可大环境使然，被裹挟其中，又无可奈何。毫无疑问，“无事酒”盛行不是正常现象，任其蔓延，只会进一步浊化社会风气。
实际上，这种不良风气的养成，基层党员干部在其中有推波助澜的作用，毕竟，那是有影响力能够办得成“无事酒”的群体。在基层的社会环境中，一是监督相对较远，二是权力相对集中，再加上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难以割裂的关系纽带，“无事酒”一旦开头，自然会有循环。前有党员干部热火朝天办“无事酒”，群众随之就会跟风。最终，从党员干部到老百姓，被邀请入席的每个人，即便心里不情愿，却要顾忌现实强颜欢笑，没有谁能轻易打破这一利益、关系、面子的链条。
中央八项规定、反“四风”等规定出台后，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四风”行为锐减，社情民风为之一新，社会风气紧随改变。所谓上行下效，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学着怎么干。所以，针对“无事酒”现象，铲除其土壤，首先需要基层党员干部带头杜绝，从我做起，尤其是班子中的带头人，要有带头的意识。须知，大摆“无事酒”属于违规，是破坏党风政风的行为，公然违规应当受到惩处。
不得不提的是，“无事酒”如今还出现隐秘化、分散化、跨区域等特点，一方面说明制度有威慑力，另一方面表明制度的渗透力有待加强。对此，一要拓宽监督举报渠道，吃吃喝喝的事，参与者众多，不难发现;二要细化惩处机制，从严规范党员干部人情往来的行为，让试图瞒天过海办“无事酒”的人一样难逃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