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人士一般通称谷物蒸馏酒为“烧酒”，或称“火酒”，即现代人所说的白酒。民间又有“烧刀子”、“老白干”等俗语称谓，偶尔还有人唤作阿剌吉酒。人们在述说烧酒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它的烈性，故而俗语中常有“烧刀子”之说。
明代的烧酒承接了元代工艺，而且一直在进步。按烧酒由淀粉或糖质原料制成酒醅或发酵醪，再经蒸馏而得，所用原料对酒的质量生成有很大关系。明清两代，高粱烧酒呼声最高，俗称高粱烧。必须指出，前人称酿酒用的黏米为“秫”，而明清时期酿酒用的高粱也称之为“秫”，二者同称而异物。
除高粱烧之外，明清时期还流行麦烧、米烧、糟烧以及各种杂粮制造的烧酒。广东还有以糖为原料的烧酒以及薯类烧酒。按糟烧是指用黄酒糟粕再蒸馏的烧酒，算是取废为宝。可见，以原料为基点，烧酒划分出多样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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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酿制烧酒，多用高粱为原料。用高粱酿酒，优越性很多。一是北方高粱生命力强，耐水旱，作物高产，种植广泛;二是有些高粱品种，口感极差，不宜食用，但用来造酒，则能够提升附加值，产生经济效益;三是高粱蒸馏出酒，酒的品质好于其它原料所酿，酒度也会增高。在追求高度酒的年代里，高粱烧最受欢迎。
烧酒风靡时期，受其经济利益驱使，北方各省居民多用高粱开酿烧酒。种植高粱，蒸出烧酒，销售取利，像这样的情况，在华北地区属于一种赢利性产业。
烧酒出现之后，华夏酒界增添一个新的体系。原先酿造及饮用黄酒的人，逐渐对烧酒产生出浓厚的兴趣，烧酒也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起来。由于烧酒便于长期存放，那些酒业不发达的地区，从外地购买酒，一般都选用保存期长的烧酒。如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北五省民风朴素，惟镇市集始黄酒，其僻壤穷陬，凡于婚丧礼仪，无一非尽用烧酒者。”
有清以后，北方的烧酒产量快速增加，烧锅遍布多省。史称“且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计数”。 由于烧酒产量扶摇直上，粮食消耗过多，所以清朝伊始，执政者便下大气力控制民间烧酒生产规模。康熙皇帝为培育国力，节省粮食，屡次下令“严禁烧锅”，但与此同时，国家并不禁止黄酒和果酒的酿造，甚至鼓励果酒生产，以减少粮食消耗。到了康熙后期，社会经济趋于稳定，粮产增加，烧酒之禁便略有放松。
雍正朝也曾采取禁止烧锅的酒业政策，但有时会把禁驰尺度交由地方官去把握。乾隆即位之初，禁酒偏严，屡次下令减少烧酒产量，乾隆二年即有严厉的“禁烧锅之旨”，责令各省官员亲督查办，后来又多次采用控制酒曲的方法来禁酒。在此之间，朝廷上下就禁弛烧锅之事屡加争论。直到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仍在上送“禁止烧锅以裕谷食”的奏折。在谷食艰难的清朝，禁止烧酒的呼声和措施虽然始终没有停止，但在很多时期，清政府在烧锅政策上还是采取了弛于丰年，禁于歉岁的做法。嘉庆以后，烧锅开禁，自由酿造，酒税收入也就随之而来，当权者总算对蓬勃增长的烧酒产业产生了另一种认识。
应该承认，清朝时的烧酒已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绝非一纸禁令即可取缔，压低产量并不能减少需求，甚至还能抬高酒价，提供暴利空间，促使私酿走险，带来社会生活的紊乱。再说，从节约粮食的角度上去禁酒，是对谷物用途过分保守的一种偏见，本身就违背了产业发展规律。采用禁止烧酒的办法来解决中国人吃粮问题，虽然有一定效果，但并不是根本的出路，以粮酿酒，因酒取税，同样有利于国计民生。正是如此，任凭当权者的百般压制，中国烧酒在经历了数百年扩张发展之后，最终还是在清朝中期达到了产量上的高峰，至此，烧酒的总饮用量也大大超过传统黄酒，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饮用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