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以董宝珍为代表的反对意见，亦有投资者认为“有待商榷”，不能说中小投资者具备强烈的投机性，就利用各种门槛不让其参与。“股票市场应该是一个公开的市场，本着盈亏自负的原则，任何人都应该拥有交易的权利，无论他们是出于投资还是投机的目的。”
不建议茅台大比例拆股
相对于上述翟敬勇与董宝珍的观点碰撞，同样作为股东出席此次贵州茅台股东大会的舟山秦川智库研究中心总经理吴东勤则认为，对于当下贵州茅台而言，适当送股其实是可以酌情考虑的。“例如，贵州茅台可以实施10送2或者10送3，但是不建议实行大比例送股。”在吴东勤看来，A股市场很多优秀公司在对股份进行拆细之后，资金都会凭借高送转利好推高股价进行炒作，但炒作之后股价很有可能就进入到了一种长期震荡的走势当中。“很多投资者认为大比例送股会惠及中小股东，如果炒作之后只剩一地鸡毛，其实反倒是对中小投资者有百害而无一利。”
《红周刊》记者梳理发现，贵州茅台对于送转股份其实并不陌生。数据显示，自2002年上市以来，贵州茅台一共实施过8次送转方案。其中送、转股均推行了4次，每次送股和转增股本的比例都不大，送股一直维持在10送1的比例，转增股除了在2006年推行过10转10以外，其余年份再无大比例转增。而且，通过计算贵州茅台推行送转方案后的股价表现不难发现，除了在2006年贵州茅台推行高转增股本时恰逢牛市行情使得公司股价单月涨幅达到20%以外，在其他推行小比例送转的年份，贵州茅台的股价均无太过耀眼的表现，甚至还出现过下跌——这也是吴东勤认为贵州茅台可以考虑实施小比例送股的原因。
“如果将投资分为三个阶段——赚低估的钱，赚成长的钱，赚泡沫的钱，那么当下的贵州茅台已经身处第二阶段，即经过了估值回归之后，贵州茅台进入到了业绩与股价双重正反馈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阶段，大比例送转所带来的股价大幅波动会给此前一直坚定持有贵州茅台的投资者造成困扰。”吴东勤对《红周刊》记者表示，若贵州茅台实施大比例送股，公司股价短期内必会被大幅推高，股价远远脱离内在价值的结果就是，接下来会有一批信奉价值投资的“铁杆茅粉”弃贵州茅台而去，这种股份拆细反而是对贵州茅台和公司长期股东的一种伤害。“作为贵州茅台的长期股东，我们更愿意看到公司股价随着业绩表现出现持续而稳健的上涨。”
由“不拆股”的巴菲特引发的思考
贵州茅台是否应该拆细的问题引发了投资者广泛讨论，这不禁让人想到全世界在反对拆股方面独树一帜的公司——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伯克希尔公司每股价格约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86.43万元。《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在1964年巴菲特成为伯克希尔公司的控股股东之初，公司股价仅为每股16美元。伯克希尔如今能够创出“天价”自然离不开巴菲特所坚持的“不拆股”理念。
其实，早在30多年前，伯克希尔·哈撒韦也同样遭遇过“是否应该拆股”的抉择，不少投资者竞相争论巴菲特为何选择不拆股。而在1983年致股东的信当中，巴菲特回应称：“如果我们要分拆股票或采取其他关注股价的行动，我们将吸引那些水平不及卖家的买家。”此后，巴菲特也不时会援引这句话。虽然包括谷歌、苹果等公司都选择了拆股，但巴菲特坚持认为拆股只能促进短线交易，而非让股东长期持有。对此，巴菲特还曾亲口保证：I would never split BRK stock(我永远不会拆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票)。
不过，随着伯克希尔的股价一路走高，有两点因素驱使巴菲特和伯克希尔董事会改变了想法：首先，一些股东想用伯克希尔股票增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合理避税的一种方式)，但这种方式的免税限额在1万美元以内，但伯克希尔的每股价格早就已经超过上述限额;而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对冲基金已经制定了相关模型和策略，对伯克希尔股票的小部分进行购买并交易，换言之，此举可以绕过伯克希尔的“天价”让更多中小投资者投机。正是基于上述两点因素，伯克希尔在1996年正式发行B股，价格为A股的1/30,2010年时，巴菲特对B股进行了一次拆细，比例为1/50，每股价格从3300多美元变为60多美元。
《红周刊》记者了解到，巴菲特在2011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曾被问及伯克希尔是否会考虑对A类股进行拆股，巴菲特表示：“目前已发行了B类股票，这已经相当于拆股了，未来不太可能会再次拆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伯克希尔B股的股价已经从2010年拆股时的67美元左右涨到每股194余美元。那么，未来当B股价格重新达到上千美元时，巴菲特是否会面临再次拆股的需要?
其实，伯克希尔的非典型拆股路径很难给贵州茅台以指导。有投资者向《红周刊》记者表示，价值投资者肯定会站在反对拆股的立场上，而趋势投资者也一定会站在支持拆股的立场上，“前者赚价值成长的钱，后者赚投机的钱，不能说谁对谁错，是大家的思考起点和落点不一样。”因此，贵州茅台拆股与否以及如何拆股真正考验的是茅台管理层的智慧。
